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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世界重演戰前的呼吸:自由民主的短暫與人類文明的回潮

〈當世界重演戰前的呼吸:自由民主的短暫與人類文明的回潮〉   如果把時間拉長一點看,人類的自由民主時代,或許會被後人視為一段極為短暫的風景。它並不長,甚至不像我們以為的那樣穩固。從冷戰結束到全球化盛行,短短三十年間,人類有過一段難得的夢:以為理念能戰勝利益,以為正義能壓過力量,以為自由與民主終將普及。但這些想像如今正在退去,而退得如此迅速,以至於許多人還沒從夢中醒來,現實便已改變。   回望更長的歷史,人類真正熟悉的,其實並不是自由民主,而是帝國式的秩序、強權之間的角力、利益交換維持的和平、以及那些既殘酷又持久的權力平衡。自由民主並不是常態,它只是歷史長河裡一段美好但短命的插曲。在這片曇花一現的光裡,人類曾有片刻相信世界會走向開放、信任、透明與合作;然而,隨著大國勢力重新洗牌,這片光也逐漸暗淡,世界重新朝向它更熟悉的方向前進。   川普因此不必被視為例外。他之所以引起如此多爭議,是因為他的語言與行事方式,無情地拆掉了自由民主時代最後的裝飾。他提醒世界:國際政治從來不是由價值維持,而是由利益與力量維持;和平不是隨理念而來,而是隨權力而生。人們說他粗暴、功利、沒有道德;但若從文明史的角度觀察,他代表的其實是一種回潮——把世界帶回人類絕大多數時間所熟悉的秩序模式。   也因此,今日世界的種種不安,看起來並不是新的,而是讓人感到一種熟悉的恐懼。這種恐懼來自歷史的陰影,那些在一次大戰和二次大戰之前出現過的徵兆,如今一個一個再次浮現。有些人說歷史不會重演,但歷史的結構會。當世界對外的交流減弱、對內的撕裂加劇、經濟焦慮在底層積聚、民族主義開始上升、國際組織逐漸失去功能、大國爭權出現真空……這些並非抽象的概念,而是一戰、二戰前夕擺在我們面前的真實景象。   一戰前夕的歐洲,曾經是世界上全球化程度最高的地區。各國之間貿易頻繁、文化互通、甚至有不少人愚蠢地相信:“經濟連結越深,大戰越不可能發生。”那種樂觀聽起來是否熟悉?二戰前夕的人們也相信國際制度、條約、法律能避免戰爭。然而,這些力量在危機來臨時都顯得如此脆弱。今日的世界亦然,我們仍然談著國際法、人權、自由、民主,但這些語言越講越空洞,越講越帶著一種強作鎮定的疲憊。因為世界正在快速滑向一種我們曾以為早已離開的狀態——強權政治重新掌權,而理念式的秩序逐漸失去說服力。   更令人不安的是核武。過去幾十年,核武被視為不可使用的武...

我們是如何變成台獨工作者的

  我們是如何變成台獨工作者的 台灣近數十年的政治與社會意識轉變,從來不是一條筆直的道路。從威權時期到民主化浪潮,再到當今被普遍視為「台獨傾向」的社會氛圍,其實是一段複雜的歷史過程。若要理解今日的政治現狀,就必須重新回望那些被重新詮釋、甚至被模糊的歷史脈絡。 在威權年代,社會大多數人並未意識到深刻的政治問題。異議人士的出現,更多是要求言論自由、爭取民主,而非推動台獨。當時的異議圈內,甚至存在崇尚社會主義、共產主義的聲音,這些遠比台獨更加顯著。台獨論述在當時既非主流,也沒有成為抗爭的核心訴求。今日將異議人士普遍視為台獨先驅,是一種後來的歷史再敘述,而非當時的真實。 若追溯台獨最初的思想來源,反而要從少數特定群體的脈絡起查。日治時期的本地菁英在日本戰敗後失去權力與地位,帶著強烈失落感,因而反思台灣的政治前途;而在清帝國放棄台灣的年代,一些知識階層出於無奈提出「台灣自主」的想法。這些思潮零星而孤立,卻成為後來論述中被指認的「思想起點」。然而,它們與後來民主化下的政治運動並無直接延續,更非當時社會的共同認同。 真正讓台獨成為政治語彙核心的,是解嚴後政黨競爭的結果。當民進黨迅速崛起,政治版圖需要擴大,於是「台灣主體性」被重新形塑成具有群眾吸引力的政治敘事。許多早期民進黨創黨大老,本並非堅定的台獨信仰者;但在民主化後的選票市場中,台獨成為有效的動員語言,因而逐步被推升為政黨的核心訴求。 民族敘事的形成往往具有深刻的情感力量。當「台灣人」被逐步建構為一個獨立的民族共同體,情感動員開始取代理性辯論。教育改革、文化再現、選舉語言與網路傳播,共同構築了一個新的身分認同框架。歷史開始被重新篩選、重新排列,以符合新的政治需求。許多二十世紀末以前的複雜面貌被簡化,取而代之的是一套以「台灣本位」為中心的政治記憶。 然而,在這條認同重塑的道路之外,還存在另一條早已被人遺忘的脈絡: 中國自始自終都主張統一,而國民黨作為接續中華民國的政黨,自建黨以來同樣以「國家統一」為根本理念 。 這套統一論述的存在,遠早於當代台獨,也早於民主化,更早於任何社會動員。自二戰結束起,無論中國內戰走向如何,統一始終被視為理所當然的歷史目標,而非需要辯論的政治口號。台灣在這套框架下運作了數十年,直到民主化後的政治競爭才逐漸改變方向。 因此,若以歷史長河來看,統一論述並非今日的「偏激主張」,而是曾經...

我以為上一代的苦難會結束,可惜我天真了

  我以為上一代的苦難會結束,可惜我天真了 孩子出生時,我真心以為兩岸終於迎來了和平。 我以為上一輩的苦難,會在我們這一代就此終結。 我以為戰火的陰影終於能被放下。 可惜,我天真了。 我的父親是河南人。 少小離家,就被捲進歷史洪流,在二次大戰裡耗盡青春; 接著又在國共戰爭中被反覆折磨, 尊嚴被踩在腳底,一點不剩。 最後,他輾轉來到台灣,用「苟活」兩字撐過了一生。 我的母親是台灣人。 家境貧困,小小年紀就被送去當童養媳。 她的第一任丈夫被抓去當軍伕,消失在南海,音訊全無; 她無路可走,只能被迫改嫁給我的父親, 一生卑微、委屈、沉默。 這些故事,他們自己從不輕言。 不是因為忘記,而是因為太痛。 痛到說一句都會撕裂心扉。 而我當年也不想聽。 直到他們相繼離開後, 那些被輕描淡寫的片段開始回到我心裡。 我這才明白,那些看似平淡的話語, 究竟背負著多深的傷口, 如何能殺傷一個人,耗盡一輩子。 有時候,我真的不知道—— 活下來的人,到底算不算幸運。 好在後來的台灣,終於慢慢站穩腳步。 如果父母沒有撐過那些年代,我根本不會出生。 但當我回望他們疲憊的眼神、破碎的青春, 再對照如今社會裡磨刀霍霍的氛圍, 我真的只能苦笑。 真以為喊打喊殺可以換來和平? 和平從不是吼出來的。 歷史上所有和平,都不是「爭來的」, 而是 打到雙方都精疲力竭、死人滿地,才換來的。 我原以為和平就在眼前, 為什麼如今又要把世界推進另一齣 「新的軸心國與同盟國」的劇本裡? 大國打仗,小老百姓就會得到自由? 到底是誰去打? 真的是那些喊得最大聲的人嗎? 我知道我這樣說, 在現在的社會語境裡,就是「懦弱」,被「貼標籤」。 我甚至知道有人會把我劃到另一邊。 可是—— 哪一場戰爭不是這樣一步步被叫囂推動起來的? 當彼此都只剩怒氣、嘲諷、貼標籤, 當中間理性的人全部被淹沒, 最後的結局只剩一種: 打一仗,把對方殺到沉默。 我們正走在這樣的路上。 而大家還在加油添醋, 甚至得出一個荒謬的結論: 是我有問題。 我父親打過的二次大戰, 如今在某些敘事裡被抹去。 我母親日據時期的痛苦, 如今又被浪漫美化。 那麼—— 我存在的意義是什麼? 我的父母、他們的苦難、我們的歷史, 都被當成了多餘的、錯誤的...

在靠嘴與靠手之間:新世代職涯的兩條路

在靠嘴與靠手之間:新世代職涯的兩條路 在今日高度變動的職場環境中,「靠嘴吃飯」與「靠手吃飯」這個古老的分類,依然清晰地分割著兩種截然不同的職涯道路。前者以溝通、說服與協調為武器,在資訊與關係的戰場上前進;後者則以技術、工藝與實作為本,在產業的底層穩穩運轉。這兩種角色,往往被視為相互對立,甚至被貼上「會講但不會做」與「會做但不會講」的刻板標籤。然而,在這個專業與人性皆被重新定義的時代,重新審視它們的價值,已刻不容緩。 對於靠嘴吃飯的人而言,他們掌握的是一種看不見的資源:關係、資訊與決策權。業務、企劃、行銷、管理職——這些角色往往站在權力的中心。當組織需要協調、需要整合、需要在混亂中找到方向時,他們是最先被召喚的。無論社會如何變遷,說服與談判的能力始終難以被機械式取代,因此也保有相對較高的升遷天花板。 然而,這條路並不輕鬆。靠嘴吃飯的人承受的,往往不是技術壓力,而是人際、情緒與期望的拉扯。他們必須面對不可預測的客戶、情緒複雜的同事、指向模糊的任務,以及永遠「應該要更好」的主觀標準。這是一場看不見的長期消耗戰,成功者往往不是最聰明,而是最能抗壓、最能調整心態的人。 與之相對的,靠手吃飯的人——無論是工程師、設計師、研究員還是技術工匠——掌握的是實實在在的產能。他們讓產品變成現實,讓想法變成服務。他們的成果可量化,評價相對客觀;他們的成就不在於說得多好,而在於是否真的創造價值。在技術崇拜仍然盛行的時代,這種實力常被視為最可靠的職涯資本。 但這條道路也有代價。技術日新月異,「停下腳步」往往意味著落後。許多專業者面臨的不是外部壓力,而是自我要求與知識焦慮。而在不少企業文化中,技術人員的影響力仍不如管理階層,能力再強,也可能被困在結構性的升遷天花板之下。 因此,在靠嘴與靠手的分岔口,社會新鮮人真正要問的,不是「哪條路比較好」,而是「我願意承受哪一種代價」。說服他人與說服自己,兩者都需要能力,但本質截然不同。靠嘴吃飯的人與人交手,靠手吃飯的人與問題交手;前者在動態與模糊中求勝,後者在邏輯與專注中立足。 更重要的是,在現代職場最具競爭力的,往往不是純粹的「嘴」或純粹的「手」,而是在兩者之間游刃有餘的人。會講的工程師、懂技術的業務、能溝通的職人,往往能突破傳統的天花板,也最能在不確定的未來中保持韌性。 職涯不是測驗題,沒有標準答案。青年在選擇道路時,不必被價值論戰所困,更不必迎合旁人的...

談國際主流意識

  一、主流意識的誕生,一個看似美好的世界 冷戰結束的那一刻,世界迎來了一股強烈的信念:自由與民主終於勝利,市場經濟成為唯一的選擇,道路已經明確。政治上,選舉、政黨輪替、新聞自由成為文明社會的標誌;經濟上,國際貿易、資本流動、跨國企業迅猛擴張;社會上,性別平權、性少數權益、多元文化、以及刑罰制度的改革議題——例如廢除死刑或縮減嚴刑峻罰——都被納入「進步」的主流敘述。於是,一種由西方主導並透過全球化傳播的價值體系在全球蔓延,我們將其稱為「國際主流意識」。 自由民主與人權的普及 1990年代至2000年代初,自由民主制度幾乎成為國際社會的共同語言。各國政權轉型、獨裁政體瓦解、新聞與言論自由獲得更大空間。這不只是制度變革,更是一種道德自覺:人權、法治、個人自由成為不可或缺的標準。從東歐到拉丁美洲,再到部分亞洲國家,新興民主體制被包裝為「與國際主流接軌」的象徵。這裡的主流,不只是制度本身,更是制度背後所承載的價值:人人平等、政府受監督、權力不濫用。 全球化貿易與經濟繁榮的信念 與政治自由同步的,是經濟全球化的浪潮。透過降低貿易壁壘、資本跨境流動、技術傳播與跨國生產網絡,世界整體經濟規模在擴張。在這個架構下,較貧窮國家被期待「整合」進全球經濟系統,透過出口、外資與製造業轉移拉動成長;而發達國家則透過創新、服務業與資本運作佔據主導。這套敘述教人相信:市場越開放、資訊越流通、國界越模糊,人類就會越接近和平與繁榮。 社會進步主義:從多元、包容到社會保障 在自由與市場的語境之外,社會議題也被提升到主流價值層面。性別平權運動、同性婚姻合法化、移民與少數族群的權利保障、環保永續議題、廢死或限制死刑的討論、以及擴大全民醫療、失業救濟、社會保障制度等,這些都成為「文明進步」的指標。在主流語境中,一個文明社會不只是選舉與貿易,還包括對弱勢群體的包容、對環境的責任、對社會安全的設計。這樣的價值體系被全球機構、媒體、智庫所傳播,形成一套看似普世、看似正當的「好世界」願景。 世界大同的自信 當自由民主、全球化貿易與社會進步主義三條線在同一時期互動時,一種集體信念便浮現出來:我們正走進一個「世界大同」的時代。科技連通性、資訊即時性、跨國企業、社交媒體,讓「地球村」不再只是比喻。西方中心的價值輸出透過國際非政府組織、國際媒體、全球會議蔓延到各個角落。人們信任:這條路是正確的,是不可逆的,是人類文...

「小和尚的白粥館」讀書心得報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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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小和尚的白粥館」讀書心得報告 當綱哥提出希望我們能找一本書,寫心得報告時,在我心中,閃過了許多書本。有些偏技術性的,像「認識電影」、「美國爵士樂史」;有些則是小說形式的,像是「哈利波特」、「達文西密碼」等。當然,綱哥對選書的範圍是有限制的。這也沒錯,在選擇書本的同時,我也思考著,什麼樣的書,適合我們這樣的年紀,這樣的環境,來閱讀。 於是我想到了這本已經有兩年歷史,在我案頭上,每每讀來都會有種淒淒然的酸苦,但回頭一陣溫暖感覺卻湧了上來的一本書。尤其是過去的這幾年間,我父母親接連離去,從背負著重擔,到至親的失落,讀著這本書,我慢慢學會了放下執著,重新出發。 「小和尚的白粥館」作者是釋戒嗔,12歲因為家貧,被母親送到天明寺出家,跟著師父智緣學習佛法。20歲那年,偶然的機會下,在網路上發表山中寺院生活趣聞。因為文筆樸實誠懇,內容有趣生動,還帶著佛法的隱喻教誨,引起了很多網友的迴響,從而集結成冊出書,還紅到台灣來。 剛開始對於來自對岸這樣的書籍,的確感到意外。總覺得大陸在歷經文革後,緊接著狂暴的經濟起飛。人們埋首於追逐名利,能有什麼像樣的文藝青年、文章出現。沒想到,其實這樣的文藝青年、樸實的真誠人性,還是存在的,在那我們無法理解的中土。 戒嗔的師父智緣,就有著傳奇的身世。書中有一節,他就講起了自己的故事。一個本來應該是大學資優生的青年,歷經文革勞改,坐牢數年,了無生趣的人,輾轉來到天明寺下,從而出家的故事。正因為他本就聰明才智,加上悲慘的經歷,所以對於香客的煩惱疑問,總能巧妙的弘揚佛法,為人解惑。書中戒嗔就記載許多師父智緣智慧度人的有趣故事。這讓我想到,原來許多基本道理,大家都懂,但有時候就是會執著與某些點上。這時候,如果能夠有人,用一種巧妙的方式,當頭棒喝,或是潛移默化,讓執著的人,因此豁然開朗。智緣師父,就是有這樣的魔力。 比如說「曲施主的放下」這篇,提到曲施主由於遭受朋友背叛,損失慘重,終日鬱鬱寡歡。曲施主對智緣師父說,他曾試著想要放下,卻始終不可得。於是智緣師父引領曲施主到了屋外,指著遠處的山頂說,你如果走到山頂,你的問題自可迎刃而解。曲施主邁步往山頂走去,智緣師父卻又阻止他,指著寺院的香爐說,你帶它一起走吧。曲施主一愣,試著搬動香爐,但香爐實在太重,終於放棄。智緣師父笑著對曲施主說,其實你的目的是登上山頂,不帶著這香爐,也是可以到的。曲施主杵在香爐前許久,終於放下...

社會融合中的身份焦慮:以兩岸關係為例

  社會融合中的身份焦慮:以兩岸關係為例 作者:Vincent & ChatGPT 5 摘要 兩岸關係長期陷於矛盾與情緒對立。台灣部分民眾對中國大陸的反感,並非單純的政治立場,而是源自深層的「身份焦慮」。這種心理現象並非兩岸獨有,而是文化相近、權力不對等的群體在接觸過程中普遍會出現的社會心理反應。本文從社會心理學與文化認同理論出發,分析四項核心心理機制——身份焦慮、優越感動搖、被比較的恐懼、對被同化的害怕——並進一步探討如何在無法切斷往來的現實中,建立自信而成熟的兩岸互動模式。 一、前言:從敵意到焦慮的視角轉換 台灣社會對中國大陸的情緒複雜而多層:既親近又疏離,既好奇又防衛。這種情緒並非一時形成,而是長年歷史經驗、政治敘事與文化互動累積的結果。 若僅以「政治操作」或媒體議題來解釋這現象,難以捕捉其心理深度與情感層次。 本文主張,這背後實際上是一種 身份焦慮(Identity Anxiety) ——它不僅是對外部威脅的反應,更是內部對「我是誰」的長期掙扎。這份焦慮具有歷史性與結構性:它深植於殖民記憶、戰後意識形態分裂、以及現代全球化帶來的價值碰撞之中。 對許多台灣人而言,這份身份焦慮並非抽象的理論,而是生活經驗的一部分。從語言選擇、文化認同、甚至旅遊與經濟往來的態度,都反映出這種矛盾心理。一方面,人們對共同的歷史文化資源懷有情感連結;另一方面,卻又因政治與價值體系的差異,產生想要劃清界線的本能。 在全球化與地緣壓力之下,一個小型民主社會在夾縫中努力維持自我認同,這份焦慮既是防衛,也是一種尋找存在意義的過程。它驅使社會不斷自問:「我們是誰?我們要往哪裡去?」——這些問題的追尋,或許正是台灣現代性的核心表現。 二、身份焦慮的普遍性:不是兩岸特有 文化接近而權力不對等的群體互動中,身份焦慮是一種普遍現象。這種心理不僅出現在政治實體之間,也能在語言、文化、甚至經濟層面的交流中觀察到。人類社會傾向透過「我們」與「他們」的對比建立自我意識,因此當相似的文化體系出現強弱差距時,弱勢一方常產生被吞沒的恐懼與防衛本能。這份焦慮往往不是理性討論能消除的,而是潛藏於日常情感、媒體語言、甚至教育制度之中。 例如: 加拿大長期強調「我們不是美國」,藉由文化政策與多元價值來維護差異; 蘇格蘭對英格蘭文化的吸納保持警惕,並透過地方語言與教育體系重申獨特性; 韓國拒絕被視為「中國文化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