當世界重演戰前的呼吸：自由民主的短暫與人類文明的回潮

〈當世界重演戰前的呼吸：自由民主的短暫與人類文明的回潮〉

　　如果把時間拉長一點看，人類的自由民主時代，或許會被後人視為一段極為短暫的風景。它並不長，甚至不像我們以為的那樣穩固。從冷戰結束到全球化盛行，短短三十年間，人類有過一段難得的夢：以為理念能戰勝利益，以為正義能壓過力量，以為自由與民主終將普及。但這些想像如今正在退去，而退得如此迅速，以至於許多人還沒從夢中醒來，現實便已改變。

　　回望更長的歷史，人類真正熟悉的，其實並不是自由民主，而是帝國式的秩序、強權之間的角力、利益交換維持的和平、以及那些既殘酷又持久的權力平衡。自由民主並不是常態，它只是歷史長河裡一段美好但短命的插曲。在這片曇花一現的光裡，人類曾有片刻相信世界會走向開放、信任、透明與合作；然而，隨著大國勢力重新洗牌，這片光也逐漸暗淡，世界重新朝向它更熟悉的方向前進。

　　川普因此不必被視為例外。他之所以引起如此多爭議，是因為他的語言與行事方式，無情地拆掉了自由民主時代最後的裝飾。他提醒世界：國際政治從來不是由價值維持，而是由利益與力量維持；和平不是隨理念而來，而是隨權力而生。人們說他粗暴、功利、沒有道德；但若從文明史的角度觀察，他代表的其實是一種回潮——把世界帶回人類絕大多數時間所熟悉的秩序模式。

　　也因此，今日世界的種種不安，看起來並不是新的，而是讓人感到一種熟悉的恐懼。這種恐懼來自歷史的陰影，那些在一次大戰和二次大戰之前出現過的徵兆，如今一個一個再次浮現。有些人說歷史不會重演，但歷史的結構會。當世界對外的交流減弱、對內的撕裂加劇、經濟焦慮在底層積聚、民族主義開始上升、國際組織逐漸失去功能、大國爭權出現真空……這些並非抽象的概念，而是一戰、二戰前夕擺在我們面前的真實景象。

　　一戰前夕的歐洲，曾經是世界上全球化程度最高的地區。各國之間貿易頻繁、文化互通、甚至有不少人愚蠢地相信：“經濟連結越深，大戰越不可能發生。”那種樂觀聽起來是否熟悉？二戰前夕的人們也相信國際制度、條約、法律能避免戰爭。然而，這些力量在危機來臨時都顯得如此脆弱。今日的世界亦然，我們仍然談著國際法、人權、自由、民主，但這些語言越講越空洞，越講越帶著一種強作鎮定的疲憊。因為世界正在快速滑向一種我們曾以為早已離開的狀態——強權政治重新掌權，而理念式的秩序逐漸失去說服力。

　　更令人不安的是核武。過去幾十年，核武被視為不可使用的武器，是人類道德的底線。然而底線之所以存在，是因為仍有人記得廣島、長崎的黑影。但隨著世代更替，當年存活者一個個離世，核武逐漸從“禁忌”變成“工具”。一旦有國家相信核武可以被有限度地使用，相信文明不會因核戰滅亡，那麼核武的禁忌就會開始鬆動。而在理念極端化的氛圍中，願意為“正義”犧牲一切的人，與願意為宗教犧牲一切的人，並沒有本質的不同。如果理念凌駕於人命之上，那麼戰爭便失去了最後的剎車。

　　因此我們才會感到這麼強烈的不安：世界正在重複它最危險的歷史瞬間，而且重複得如此自然，如此熟悉，熟悉到我們甚至能預感那些將要發生的事。這不是悲觀，而是對結構的敏感。當國際秩序開始由力量重新界定，當全球合作退散為各自為政，當社會內部分裂到彼此不再信任，當國與國之間的對話從共識變成威嚇，當核武禁忌開始鬆動，這些都不是值得慶祝的徵兆，而是一種戰前呼吸的節奏。

　　然而，比戰爭本身更讓人不安的，是人類面對危機時那種奇特的麻木。在兩次世界大戰爆發前，大多數人也並未真正相信戰爭會來臨。他們一樣忙著日常，一樣對政治厭棄，一樣相信國際制度會保護他們。他們以為亂象會自然平復，以為衝突不會波及自己，以為領導者能做出理性決策……直到第一聲炮響，生活徹底改變。歷史給我們的提醒從來不是戰爭的結果，而是戰爭前夕人心的狀態：那種明明覺得不對勁，卻仍期待著一切能恢復正常的盲目信心。

　　而今日的世界，正站在同樣的位置。

　　在這樣的情勢之中，小國的命運尤其脆弱。沒有大國的資源、沒有核武的威懾、沒有改變世界的能力，只能在巨人間的縫隙求生。台灣的位置因此格外敏感。我們既無力主導國際潮流，也無法改變大國之間的計算。我們能做的，不是扮演鼓吹戰爭的角色，而是保持清醒，盡可能讓自己不要走到風暴中心。喊打喊殺從來不是小國可以承擔的語言，真正能保護人民的，是在巨浪襲來前仍能低調、務實而謹慎地站穩自己的位置。

　　世界或許正在走向一個更古老、更現實、更殘酷的秩序，而我們能做的，是在這樣的巨變中守住最基本的人性與謹慎：記得和平的難得、記得歷史的警告、記得戰前那種熟悉的呼吸聲。唯有如此，我們才有可能在這場即將重演的歷史洪流中，保住自己的家園與生命，而不是再次淪為時代浪潮下的犧牲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