番薯與芋頭

  一、主流意識的誕生，一個看似美好的世界 冷戰結束的那一刻，世界迎來了一股強烈的信念：自由與民主終於勝利，市場經濟成為唯一的選擇，道路已經明確。政治上，選舉、政黨輪替、新聞自由成為文明社會的標誌；經濟上，國際貿易、資本流動、跨國企業迅猛擴張；社會上，性別平權、性少數權益、多元文化、以及刑罰制度的改革議題——例如廢除死刑或縮減嚴刑峻罰——都被納入「進步」的主流敘述。於是，一種由西方主導並透過全球化傳播的價值體系在全球蔓延，我們將其稱為「國際主流意識」。 自由民主與人權的普及 1990年代至2000年代初，自由民主制度幾乎成為國際社會的共同語言。各國政權轉型、獨裁政體瓦解、新聞與言論自由獲得更大空間。這不只是制度變革，更是一種道德自覺：人權、法治、個人自由成為不可或缺的標準。從東歐到拉丁美洲，再到部分亞洲國家，新興民主體制被包裝為「與國際主流接軌」的象徵。這裡的主流，不只是制度本身，更是制度背後所承載的價值：人人平等、政府受監督、權力不濫用。 全球化貿易與經濟繁榮的信念 與政治自由同步的，是經濟全球化的浪潮。透過降低貿易壁壘、資本跨境流動、技術傳播與跨國生產網絡，世界整體經濟規模在擴張。在這個架構下，較貧窮國家被期待「整合」進全球經濟系統，透過出口、外資與製造業轉移拉動成長；而發達國家則透過創新、服務業與資本運作佔據主導。這套敘述教人相信：市場越開放、資訊越流通、國界越模糊，人類就會越接近和平與繁榮。 社會進步主義：從多元、包容到社會保障 在自由與市場的語境之外，社會議題也被提升到主流價值層面。性別平權運動、同性婚姻合法化、移民與少數族群的權利保障、環保永續議題、廢死或限制死刑的討論、以及擴大全民醫療、失業救濟、社會保障制度等，這些都成為「文明進步」的指標。在主流語境中，一個文明社會不只是選舉與貿易，還包括對弱勢群體的包容、對環境的責任、對社會安全的設計。這樣的價值體系被全球機構、媒體、智庫所傳播，形成一套看似普世、看似正當的「好世界」願景。 世界大同的自信 當自由民主、全球化貿易與社會進步主義三條線在同一時期互動時，一種集體信念便浮現出來：我們正走進一個「世界大同」的時代。科技連通性、資訊即時性、跨國企業、社交媒體，讓「地球村」不再只是比喻。西方中心的價值輸出透過國際非政府組織、國際媒體、全球會議蔓延到各個角落。人們信任：這條路是正確的，是不可逆的，是人類文...

「小和尚的白粥館」讀書心得報告 當綱哥提出希望我們能找一本書，寫心得報告時，在我心中，閃過了許多書本。有些偏技術性的，像「認識電影」、「美國爵士樂史」；有些則是小說形式的，像是「哈利波特」、「達文西密碼」等。當然，綱哥對選書的範圍是有限制的。這也沒錯，在選擇書本的同時，我也思考著，什麼樣的書，適合我們這樣的年紀，這樣的環境，來閱讀。 於是我想到了這本已經有兩年歷史，在我案頭上，每每讀來都會有種淒淒然的酸苦，但回頭一陣溫暖感覺卻湧了上來的一本書。尤其是過去的這幾年間，我父母親接連離去，從背負著重擔，到至親的失落，讀著這本書，我慢慢學會了放下執著，重新出發。 「小和尚的白粥館」作者是釋戒嗔，12歲因為家貧，被母親送到天明寺出家，跟著師父智緣學習佛法。20歲那年，偶然的機會下，在網路上發表山中寺院生活趣聞。因為文筆樸實誠懇，內容有趣生動，還帶著佛法的隱喻教誨，引起了很多網友的迴響，從而集結成冊出書，還紅到台灣來。 剛開始對於來自對岸這樣的書籍，的確感到意外。總覺得大陸在歷經文革後，緊接著狂暴的經濟起飛。人們埋首於追逐名利，能有什麼像樣的文藝青年、文章出現。沒想到，其實這樣的文藝青年、樸實的真誠人性，還是存在的，在那我們無法理解的中土。 戒嗔的師父智緣，就有著傳奇的身世。書中有一節，他就講起了自己的故事。一個本來應該是大學資優生的青年，歷經文革勞改，坐牢數年，了無生趣的人，輾轉來到天明寺下，從而出家的故事。正因為他本就聰明才智，加上悲慘的經歷，所以對於香客的煩惱疑問，總能巧妙的弘揚佛法，為人解惑。書中戒嗔就記載許多師父智緣智慧度人的有趣故事。這讓我想到，原來許多基本道理，大家都懂，但有時候就是會執著與某些點上。這時候，如果能夠有人，用一種巧妙的方式，當頭棒喝，或是潛移默化，讓執著的人，因此豁然開朗。智緣師父，就是有這樣的魔力。 比如說「曲施主的放下」這篇，提到曲施主由於遭受朋友背叛，損失慘重，終日鬱鬱寡歡。曲施主對智緣師父說，他曾試著想要放下，卻始終不可得。於是智緣師父引領曲施主到了屋外，指著遠處的山頂說，你如果走到山頂，你的問題自可迎刃而解。曲施主邁步往山頂走去，智緣師父卻又阻止他，指著寺院的香爐說，你帶它一起走吧。曲施主一愣，試著搬動香爐，但香爐實在太重，終於放棄。智緣師父笑著對曲施主說，其實你的目的是登上山頂，不帶著這香爐，也是可以到的。曲施主杵在香爐前許久，終於放下...

  社會融合中的身份焦慮：以兩岸關係為例 作者：Vincent & ChatGPT 5 摘要 兩岸關係長期陷於矛盾與情緒對立。台灣部分民眾對中國大陸的反感，並非單純的政治立場，而是源自深層的「身份焦慮」。這種心理現象並非兩岸獨有，而是文化相近、權力不對等的群體在接觸過程中普遍會出現的社會心理反應。本文從社會心理學與文化認同理論出發，分析四項核心心理機制——身份焦慮、優越感動搖、被比較的恐懼、對被同化的害怕——並進一步探討如何在無法切斷往來的現實中，建立自信而成熟的兩岸互動模式。 一、前言：從敵意到焦慮的視角轉換 台灣社會對中國大陸的情緒複雜而多層：既親近又疏離，既好奇又防衛。這種情緒並非一時形成，而是長年歷史經驗、政治敘事與文化互動累積的結果。 若僅以「政治操作」或媒體議題來解釋這現象，難以捕捉其心理深度與情感層次。 本文主張，這背後實際上是一種 身份焦慮（Identity Anxiety） ——它不僅是對外部威脅的反應，更是內部對「我是誰」的長期掙扎。這份焦慮具有歷史性與結構性：它深植於殖民記憶、戰後意識形態分裂、以及現代全球化帶來的價值碰撞之中。 對許多台灣人而言，這份身份焦慮並非抽象的理論，而是生活經驗的一部分。從語言選擇、文化認同、甚至旅遊與經濟往來的態度，都反映出這種矛盾心理。一方面，人們對共同的歷史文化資源懷有情感連結；另一方面，卻又因政治與價值體系的差異，產生想要劃清界線的本能。 在全球化與地緣壓力之下，一個小型民主社會在夾縫中努力維持自我認同，這份焦慮既是防衛，也是一種尋找存在意義的過程。它驅使社會不斷自問：「我們是誰？我們要往哪裡去？」——這些問題的追尋，或許正是台灣現代性的核心表現。 二、身份焦慮的普遍性：不是兩岸特有 文化接近而權力不對等的群體互動中，身份焦慮是一種普遍現象。這種心理不僅出現在政治實體之間，也能在語言、文化、甚至經濟層面的交流中觀察到。人類社會傾向透過「我們」與「他們」的對比建立自我意識，因此當相似的文化體系出現強弱差距時，弱勢一方常產生被吞沒的恐懼與防衛本能。這份焦慮往往不是理性討論能消除的，而是潛藏於日常情感、媒體語言、甚至教育制度之中。 例如： 加拿大長期強調「我們不是美國」，藉由文化政策與多元價值來維護差異； 蘇格蘭對英格蘭文化的吸納保持警惕，並透過地方語言與教育體系重申獨特性； 韓國拒絕被視為「中國文化...

從《小巷人家》與《光陰的故事》出發：我們其實沒有那麼不同 一、導論：平行時代的鏡像 當我們回望兩岸七十年來的歷史，政治分歧似乎築起了一道難以跨越的牆。然而，若從普通人的生活軌跡、家庭關係與情感記憶出發，便能看見另一種更深的連結。《小巷人家》（2024，中國大陸）與《光陰的故事》（2008，台灣）這兩部劇，雖然誕生於不同語境，卻都以「時代巨輪下的小人物」為主角，透過家庭與社區的變化，折射出社會的劇烈轉型。 這兩部作品提供了一種對照的視角：在不同的政治制度與歷史脈絡中，人民面對變動時代的焦慮、堅持與柔韌，竟呈現出驚人的相似。當我們放下政治話語的外殼，會發現兩岸的普通人其實共享著同樣的情感坐標—— 對穩定、尊嚴與歸屬的追尋 。 二、歷史背景的對照：兩個時代的動盪與轉折 《小巷人家》的故事發生在 1970 至 2000 年代的北京小巷，這是一段中國社會劇烈轉型的時期。七〇年代末期，文革剛結束，社會秩序仍在重建；八〇年代的改革開放則像一場突如其來的風暴，吹進了每一條胡同與每一個家庭。劇中的人物從「單位人」到「個體戶」，從國營時代走向市場社會，許多原本穩定的生活被重新洗牌。小巷不再只是居住空間，而成為改革浪潮的前線。鄰里間的關係、利益的分配、身份的轉變，都在這個狹小的社區中被放大、重疊與碰撞。人們一方面懷念舊時代的秩序與安全感，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擁抱新的經濟競爭與個人責任。這種張力構成了《小巷人家》情感的主軸——在歷史的洪流中，人如何找到自己的位置。 相對地，《光陰的故事》以 1960 至 1990 年代的台灣眷村為舞台。那是一個從戰後威權體制逐漸鬆動、邁向現代化與自由化的過程。早期的眷村社會封閉而自足，外省家庭與本省社會之間存在文化與語言隔閡，但也在共同生活的摩擦中產生出新的在地文化。劇中，孫家等人物的命運與時代緊密相連——父輩的軍旅背景象徵舊秩序的紀律與權威，而子女在解嚴後的社會中開始探索自我、挑戰規範。隨著經濟起飛與都市化加速，眷村逐漸被拆遷，社區記憶與家庭結構一同瓦解。觀眾在劇中看到的不僅是時代變遷的歷史場景，更是一種「被迫告別」的情感狀態——對熟悉世界的失落，以及對未來未知的焦慮。 更深一層來看，《小巷人家》與《光陰的故事》所描繪的時代，雖然分屬不同體制，但其社會結構的變動具有驚人的平行性。兩岸皆經歷了從集體主義到個人主義的轉折，從「國家中心的社會」邁向「市場與民間主導...